略论东林学派的实学思想体系

  渊源于先秦儒家学说经世致用思想的实学,始于北宋,兴于明中叶,盛于明末清初,终于近代,是儒学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其经世致用思想不断深化、拓展、提升,发生质的飞跃后形成的一种对促进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形态。

  实学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自北宋中期张载的“关学”肇始,至明末清初发展成为占儒学主流地位的实学思潮,其间经过了六百多年漫长的历程。在实学思潮漫长的发展形成过程中,特别是自明代中期起,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实学思想的理学家、思想家,和在实学思想指导下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科学家,以及与之相应的一批具有实学思想的学派,他们对实学思潮的发展和最终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兴起于晚明时期,以无锡东林书院为讲学、学术活动中心而形成的东林学派,既是在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实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也是北宋至明末清初实学思潮形成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是晚明时期实学思想的重要代表,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发展和最终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实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林学派由广大“志在世道”、致力于治国济世的在朝在野的东林党人及民间士绅学者组成,其领袖人物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他们在与王学末流和专权阉党的斗争中,继承、发扬了我国传统儒学经世致用思想和北宋以来实学思想的精华,并根据时代的实际需要加以发扬光大,先后在教育和学术、道德修养和认识论及治国济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见解,形成了一个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提倡求真务实、实学实用,致力治国济民、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体系,把实学思潮推向了高潮,对当时社会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一、反对空幻虚无、谈空说玄

  明代万历年间,在昏庸的皇帝及交替专权的宦官和权臣的严酷统治下,大批士林学人消极隐居,逃避现实,空谈心性、崇尚佛道空无之论的王阳明心学,被王学末流泛滥至极。他们弃儒入禅,谈空说玄,不闻国事,追求所谓的自我道德完善。这一虚浮不实、不务实学济世的风气,严重影响了整个士林学界,对传统儒学、特别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造成了士林学界的思想混乱和消极空幻虚无之风盛行。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领袖的“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东林学派,奋起与宣扬“心即理也”,一切都可“求诸心而得”的王阳明“心学”及空谈心性的王学末流展开了坚决斗争。他们以东林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论辩、研讨、撰文、出书,对王阳明“心学”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空、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

  王阳明“心学”最主要的特点是“良知说”。他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王文成公全书》卷三)而“人心之灵明就是良知”。[2](P303)“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他宣扬“天地万物皆从良知中产生。没有我的良知,便没有天地万物”,“良知是‘天渊',是天地万物发育流行的根源”。[2](P303——304)

  顾宪成既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王学在历史上曾起过的解放思想的作用,指出宋代在二程、朱熹之后,“儒者大都牵制训诂,以耳目帮衬,以口舌支吾,矻矻穷年,无益于得,弊也久矣。阳明为提出一心字,可谓对病之药”。(《涇皋藏稿·与李见罗先生书》)“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怳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小心斋扎记》卷三)同时他又毫不留情地对宣扬“心即理也”、一切都可“求诸心而得”的王阳明“心学”及其“良知”说,进行了极其尖锐的猛烈抨击。他指出:“此窍一凿,混沌几亡,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小心斋扎记》卷三)“心是活物,最难把捉。若不察其偏全纯驳如何,而一切听之,其失之滋甚。即如阳明……其论学,率多杜撰。”“阳明尝曰‘心即理也'。……此乃无星之称,无寸之尺,其于轻重长短,几何不颠倒失措哉?”(《涇皋藏稿·与李见罗先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