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古代书院爱国教育的优良传统——纪念东林书院重修400周年

闵正国     高峰

  今年是东林书院创建993周年和重修400周年,也是中国书院教育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值得纪念的大事情。在中国古代书院中,东林书院算不上最早的书院,也算不上最大的书院。但却是天下著名的书院,影响深远的书院,是德育为先,爱国济民发挥得最好的书院。东林书院的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脍炙人口,长盛不衰的千古绝唱,就是学子们在读书讲学之余仍然要不忘国家安危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指出:“东林党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以及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抗争精神,是当今中华民族急需继承和发扬的高尚品德,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

一、书院的爱国教育功能

  书院肇基于唐末,定名于宋初,宏大于南宋,元明清三代办学不断,是中国教育史上特有的教育机构和办学模式。它不同于官学,亦非完全意义上的私学。它不是启蒙教育,亦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有大学教育的层次,又有研究生教育的意味。它与科举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不完全是科举制的敲门砖。它与官学在办学形式、教育目的、教学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与灵活性,它盛行讲会制与辅导制,提倡学术争鸣,提倡思想民主,提倡“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提倡爱国忠君,道德修养,提倡德育为先,三省吾身。古代书院教育只读经书史书,只作诗词歌赋,不学理工医农,不学实用技术,但对于学习做正人、做贤人、做好人的要求却是十分严格的,“一以贯之”的。主张砥砺品行,明礼守法;主张见贤思齐,效法英烈;主张迁扇改过,惩忿窒欲;主张仁义忠信,趋义避利;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著名的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就是古代书院教育的准绳和法则,影响波及海内外。其教规五条,只有一条是教人做学问的,那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而其它四条都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如何进行道德修养的,如何维护封建统治和家庭伦理秩序的。

  古代书院尤其是宋明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刚正不阿,为人坦荡,个性鲜明,气度不凡,更不乏忧国忧民、爱国救民之士。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等历史大变革、大动荡中,书院山长及生徒,起兵抗争,不屈被杀者不胜枚举。屡征不第,归隐林泉者更是随处可见。

  以嵩阳书院为例,北宋著名山水人物画家李唐,河南孟县人,先后游学于百泉、嵩阳、龙门三家书院,寄情山水,无意仕进,所作《采薇图》、《万壑松风图》、《清溪渔隐图》等均为不朽名作。靖康二年(1127),汴京陷落,78岁高龄的李唐逃到临安,忧心如焚,作巨篇《晋文公复国画》以警世人,盼有生之年能见到金人被逐中原,大宋恢复有望的一天。一腔爱国情怀跃然纸上。傅察(1089-1125年),字公晦,河南孟州济源人,学于嵩阳书院,北宋大观元年(1107)进士,性格刚烈,嫉恶如仇,被金兵俘虏,不屈而死。

  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刘传汉(1211-1286),自号全归居士,浙江上虞人,宋宝祐间与文天祥同中进士,后知南康军,捐俸赈济贫民,置“惠民仑”,拨寺田谷。又创白鹿洞贡士庄田作为学子给养,史称“爱民重士,善政为多。”宋亡不仕,严守节操,临终索笔写下“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八字而卒。余玠(?——1253),字义夫, 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少年读书白鹿洞书院。后家贫落魄,犯事出逃。投赵葵作幕僚,因与元军作战有功,升制置副使、兵部侍郎、四川总领兼转运使。治蜀时多惠政,大得民心。后升任兵部尚书,多次击退元军进犯,是南宋著名抗元将领。侯峒曾,字豫瞻,上海嘉定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是复社领袖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为江西提学参政,两次聘人主理白鹿洞务。南明时,在家乡组织抗清活动,城陷之日正是他沉水之时。清顺治四年(1647),南昌金声桓等举起反清复明大旗,白鹿洞生吴仁等聚众响应,与清军在星子县城大战,后不敌被杀。生前曾作绝命词,有古烈士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