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学派的救世思想

内容摘要:明万历中期以后,朱明王朝政治上腐朽衰败,皇帝独裁,宦官专权,贪官妄为;经济上土地被大量兼并,官吏巧取豪夺,农商交困;思想上谈玄说虚,庸碌无为,竞名竞利,鄙风盛行;军事上边侵不断,威胁京师;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民不聊生。东林学派诸子,以国家民族兴亡大业为重,不畏强暴,正气凛然,反对阉党;提倡“经世济用”之学,以“正人心、正学术”,最终达到强兵足民,申张正义,救世济民的目的。

关键词:东林学派、经世救世、强兵足民、申张正义

作者: 刘桂莉,女,南昌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江西南昌 330047)

  明朝末年,尤其是万历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愈益激化,危机四伏,已是“天崩地解”的颓势。政治上腐朽衰败,皇帝独裁,宦官专权,生活腐化,鱼肉百姓,杀戮无辜;经济上兼并土地,掠夺搜刮,巧取豪夺,民不聊生;思想上理学空疏,心学禅化,或谈玄说虚,或退居山林,或追名逐利,鄙风盛行;军事上东北满族崛起,不断掠扰,侵攻辽沈,威胁京师。从而使朱明王朝处于“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也。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的悲惨局面。然而当权的统治者,不仅无励精图治,扭转危局之意,更无举措,反而更加腐朽没落,任由宦官专权,贪官妄为。

  面对内外矛盾激化,社会危机加重,人民无法生活的严重局势,东林学派诸子,以国家民族兴亡大业为重。他们以东林书院为基地,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顾宪成传》),不畏强暴,正气浩然,大义凛然,反对阉党,以图救世济民。他们“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从而展现了他们的战斗精神和救世主张。

一、 正学术、正人心,意在经世救世

  明朝晚期,由于理学的空疏,心学的禅化,造成学术不正,人心不正,贪鄙之风盛行,从政为官者身行不端,阿谀奉迎,乡愿乱德,污吏横行。

  目睹这种情况,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继承和发扬了儒学的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优良传统,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认识到当时学风之弊在“空”、“混”,即空疏而不务实际,混世而不求进取。一些学者只顾章句训诂,循规蹈矩,考取科名,以求高官厚禄。只会吟诵经注,照本宣科,不求实用实功。顾宪成说他们是:“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小心斋扎记》卷十)尤其王学末流,空言心性之弊,危害极大。顾允成说:“心学之弊固莫有甚于今日矣。”(《小辨斋偶存》卷六) 针对这种情况,顾允成进一步指出:“以《大学》而论则所谓如见肺肝者也,何尝欺得人来,却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蠹也,非心学也。若因此便讳言心学,是轻以心学与小人也。……亦犹《大学》之解修身,盖心在其中矣,何讳言心之有?”(同上) 由于这种学术之弊,学风之害,因而使人们愚昧、迂腐,只为一己之私利而求知,却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安危,发展下去危害极大。

  东林学者对此深以为忧,故他们强调学贵实用,提倡躬行实践,使学者学以致用,以所学所知来解决社会实际中的各种问题。顾宪成说:“而今一切托之于心,这是无形无影的,何处究诘它?”(《小心斋札记》卷五) 为了对症下药,他以“躬行”二字来治“心学”之病。所以说:“至于论学,特解出‘躬行'二字,尤今日对病之药。”(同上) 高攀龙更从学术与政事、人心的关系上论证学术的重要性、迫切性。他说:

  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故学术者,天下之大本。末世不但不明学术,且欲禁学,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高子遗书》卷一)

  在高攀龙看来,学术是天下之大本,由于明朝末世学术不正而使人心不正,人心不正而使政事不正,政事不正而使阉党专政,贪官污吏横行,所以造成天下动荡不安。为了除弊救世,东林学派极力正学术、正人心,而正政事。

  正学术必须首先立志。东林诸子以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学术归依;以忧世愤俗,负荷担道,兴利除弊,济世救民为自己的责任。为此,他们从正学术,育贤才,立大志入手而讲学、议政。他们目睹当时士风之陋、世风之鄙,读书者胸无大志,庸庸碌碌,投机取巧,为了私利,“出则竞名,处则竞利。”(《泾皋藏稿》卷六) 为了功名利禄,寻找门路,而不讲个人操守、社会责任,把读书与做人、救世割裂开来。高攀龙说:“圣贤之书,不是教人专学作文字求取富贵,乃是教天下万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那书上做得一句。所以书自书,我自我,都不相关,都无意味。”(《高子遗书》卷三) 有感于此,他们提出为学者,首先在修身做人,把读书与做人救世结合起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立“修身救世”之志,方可济世救世。所以顾宪成说:

  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夫苟亟亟于救世,则其所为必与世殊。是故世之所有余,矫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矫之以有余。矫,非中也,待夫有余不足者也。是故其矫之者,乃其所以救之者也。”(《泾皋藏稿》卷八)

  立志读书修身,旨在治世救世。依此而立身出仕,方可做出一番事业,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正学术还必须崇实废虚,关心国事。东林学者认为,读书修身,意在实学、实用,关心国事、民命,不在空言、说玄。顾宪成说:

  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小心斋札记》卷十一)

  读书、做官,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都要以国家、世道、百姓的利益为要务。顾允成对“乡愿道学”乱德的士风,十分痛恨,感慨万端,并就此与其兄顾宪成有过如下的对话:

  “一日喟然发叹。泾阳先生曰:‘弟何叹也?'曰:‘吾叹夫今人之讲学者。'先生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陷,它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先生曰:‘然则所讲何事?'曰:‘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先生为俯其首。”(《高子遗书》卷十一) 意为读书、讲学必须与修身、治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此种实事、实功的实学,才为有用之学。

  正学术、崇实学,旨在救民淑世。东林学者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肯定人民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和根本。有民则有国,无民则无国可言。因此,学者为学做官意在仁民救世,以天下万民之事为务,以关心天下万民为仁。

  高攀龙指出,为官之道是为天下、为万民,依此而行,方为仁者。他在《辅仁说》中是如此阐明此义的:

  夫子曰:“为仁由己。”而曾子曰:“以友辅仁。”何也?仁,人也。仁也者,与人为体者也。人也者,与人为用者也。胥天下之人而于仁之中也,犹之胥天下之木而于春之中也。春不可见而见之于木,仁不可见而见之于人。仁之于人无一膜之隔,人之于仁若万里之阻。何也?各己其己也。是故胥天下之谓仁,执一人之谓己。推己而人之则仁,执人而己之则不仁。故为仁者莫妙于人己之间。(《高子遗书》卷三

  仁与人是体与用的关系。而体与用是不可分离的,故不能将它们离之为二,隔之万里,而要“为仁由己”,“以友辅仁”,为“天下人”办事,不为“一人”效力,这才是仁者。

  由此出发,高攀龙称赞范仲淹的忧国忧民的献身精神。他说:“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高子遗书》)卷八上) 时时、事事、处处,忧国忧民、为国为民,是东林诸子的思想宗旨和淑世精神。因此,他们主张为政做官,应以民为本而真心为民,才为“良吏”。顾宪成说:

  我之所谓良吏,必自真心为民始。真心为民则饥由己饥,寒由己寒,溺由己溺,疴痒疾痛由己疴痒疾痛。其所孜孜焉慕而趋者,第问其益于民与否耳,不问其有益于我与否也。……何哉?惟其真心为民也。(《泾皋藏稿》卷九)

  良吏的尺度在“真心为民”。为民要以民生、民务、民命为重、为本、为先,真正有益于民,不可损民为己,这就是良吏仁民的表现。由此可见,东林诸子的仁民淑世的高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