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末的东林书院系顾宪成、高攀龙辈政途受挫后修复。因与“东林党”有着看似必然的关系，当时的政治背景成为评论东林书院时的主要依据。从大视野中看小事物固然可能全面而深刻，却也可能受大众舆论的影响而偏离事物的本来面貌。本文则立足于书院自身，在其日常生活中提取出读书、静坐、会友以及作为这三者结合体的讲会作为东林书院讲学教育活动的切入点，冀望通过分析书院中人所读何书，所会何友，为何静坐，如何会讲来丰富对东林书院的认识。
明末的“东林”长久以来受到人们关注，其相关概念包括“东林党”、“东林学派”、“东林书院”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东林书院是其源义，当时人却已多用“东林”而少用完整的“东林书院”。这固然可归因于古文文法好行省略，但似乎也可能在当时人们已经把这二者混同。这样一来，与东林有关的其他名目也就可能和东林书院混为一谈，比如“东林党”，以至于人们对“东林”的源义即东林书院未必能有清晰明确的了解。现有研究成果中所讨论的也大多是超出源义的“东林”概念，如：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倓《明季社党研究》和小野和子《明际党社考——东林党与复社》等等。而樊树志《东林书院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一文强调“东林党”这一称谓有其不合理性，因为就《东林书院志》及诸多其他史料记载，东林书院是讲学而非议政之地，书院中人也并不承认自己结党。这一论断是从“东林”的源义出发而获得的，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对东林书院本身进行研究有可能获得对“东林”二字新的认识。故本文谨将视野聚焦于东林书院，截取书院日常生活的场景片断，简略归纳人们在书院中的主要行止。
当人们身处书院中时,究竟主务何事？翻检史乘，大致归纳出以下内容。
一、读书
私人书院兴建之初，多为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之所，到宋讲学功能渐盛，及至明代，则书院的“讲会”制度大放其采，东林书院即是一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私人书院最原始的功能已然消退，读书仍是建书院的题中应有之意。
事实上当高攀龙偶然发现东林书院旧址时，脑中首先闪出的念头是此处可做“读书处”，而顾宪成于病中得知此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以至于数年之后，丧其弟时，仍对此情境记忆犹新：“龟山先生寓吾锡，建有东林书院，岁久圮坏。高存之一日检邑乘见之，谓弟曰：‘叔时尝欲构一读书处，群二三友生切磨其中。此殆造化留以待叔时也。'弟喜尔告予。时，予方卧病，闻之，蹶然而起。逐偕安、刘诸君子请于当道而修复之。”
书院建成以后，人们确也读书其中。既包括部分修复书院的起事者，也容纳后为书院声名所吸引而至的求学者。前者如安希范，待“东林精舍成，公别扫一室，栏竹砌花、读书会友于中。”后者如高攀龙的弟子之一韩位。“余（高攀龙）穷居东林，有韩参夫者俨然就余论学焉。问其人，曰：‘燕人。'问其名，曰：‘位。'问其来，挈家而来也。问其何以来，曰：‘以学。燕人无论学者。吾慕南方所在讲坛学会，饮食衣被于学也，心乐而慕焉。'曰：‘吾生也有涯，吾学也无涯。以有涯穷无涯，吾其晚矣。敢惮劳乎？敢以年岁计乎？愿家于南，庶几于道也。'余心异之，假馆于东林之旁舍焉。”
至于所读之书，由于个人喜好的偏差而有所不同。说其“诸儒语录、天文地理、阴阳术数家靡不毕极”可能不尽是事实。但东林书院的以下几项功用决定了有些书是可能被书院中人研习的。
其一，明代书院大体可分为考科式与讲会式两种，东林书院主要偏属于讲会式，但对于学人由科举入仕并不避讳。顾宪成修复书院前已“课士于同人堂”，书院修复后，他曾把同人家社移至书院中举行。“移同人家社于丽泽堂，月课多士。未进者得拔第一，文誉立著，辄青其衿，故士皆争奋起，所奖成孤寒甚众。”早年就学于东林书院，后中举入仕为官者大有人在。所以凡科举应试所需之书应列入部分学人的读书范围。
其二，因深感王学末流败坏了学风世风，顾、高等人修复东林书院的目的之一便是复兴程朱之学以扭转人心。于是孔孟程朱之书为案头必备，四书五经熟记于心。华允谋“壮遊东林，非濂洛关闽之书不读，非孝弟忠信之言不言。穷治六经而验之身心，惟恐不合。”顾允诚“得罪归里，与兄日集群贤讲学，取孔孟程朱之书而阐明之。高明者闻之可入，始学者闻之不骇。”高攀龙平生著述甚富，而后人认为“《朱子节要》一书尤为有功于后学，彦熙（高攀龙门人，姓秦）刊之以行。”可见其为学的重心所在。
同时，既然要辩明王学理论上的缺陷，成功击退他人的反驳，则说明陆王心学之书不但要列入读书日程，且需有深入的研究。如顾宪成一方面对王学的无善无恶说给予尖锐批判，强调性善。另一方面并非完全抹杀王学的合理之处，欲合朱、王二家之长处为一。他说：“予窃谓：朱子由修入悟，王子由悟入修，川流也，孔子之分身也，一而二者也。由修入悟善用实，其脉通于天下之至诚，由悟入修善用虚，其脉通于天下之至圣，敦化也，又即孔子之全身也，二而一者也……当士习之浮诞，方之以朱子可也；当士习之膠固，圆之以王子可也。”其他如高攀龙在揭阳时已作有《阳明辨》三篇，书院讲学时又于象山、阳明之学多所辩证。吴桂森指出：“朱学、王学之不同，或曰：‘朱重修，王重悟。朱言功夫，王言本体。'非也。朱以仁义礼知言性，王以虚无明觉言性。此其本源之绝不同处也。陆学与王学又微有别。陆以行谊徵心，王则专言知而已。故王曰：‘象山只是粗，所以陆近告子。'王是迦文，千古而下断乎难掩”等等。这些都是熟识陆、王之书后方能有的见识。
其三，修身养性是书院的又一大宗旨，因而与此相关之书为书院中人所热衷，譬如与“易”有关的书籍。顾宪成曾“博求易解，属华本素购之于周藩宗正西亭公子竹居。”华允谋“尤潜心易理，凡卦爻靡不体认于身心。”此外，修身养性、为人处事须达到何种程度才算得有所成？东林中人多引前人旧事为例证，或推崇或鄙视，或褒贬参半。以其对史事信手拈来的姿态判断，史部著作亦应在涉猎范围之内。
不论个人的读书偏好如何，读书本身的重要地位是无可置疑的。顾宪成在回忆其弟顾允诚时写道：“吾弟好以静，每日兀坐一室，不问户外事。好以整案头，惟摊书一卷。既卒业，而后再以一卷易之。”这可以说是书院中人日常生活颇具代表性的剪影之一。读书是东林书院展开讲学教育活动的坚实基础。
二、静坐
在东林中人的诗词歌赋中，有一个主题不容忽视，即主静，崇尚静坐。高攀龙作有《静坐吟》、《静坐说》、《静坐说后》。他在诗中写道：“此事须从静里求，不求徒静只悠悠。既竭吾才方卓立，莫教日月过时休。”刘元珍有《东林习静有感》：“三窟经营计独周，谁知身世一浮鸥。沧桑迭换须臾景，舜跖初分万古忧。看到尽头机自息，汇通来脉体全休。人人其有真归宿，何事纷纭角斗牛。”顾允诚有《静坐乐》：“山光照栏水绕廊，净几明窗一灶香。门无剥啄迴尔寂，壁有图书闇然章。韶光莫放忙里老，人生惟有静坐好。静坐之乐乐如何，万物皆春百虑除。”以上文字引出了同一命题，即静坐是书院生活中切实存在的一部分。
主静这一传统是为多数古代文人所认同的。其实儒释道三教皆有主静的理论。书院也早有主静的习俗。
顾宪成把主静的渊源追溯得很远，并引以为治学良方。他说：“《易》言：‘至日闭关'。《书》言：‘恭默思道'。《诗》言：‘不显亦临'。《记》言：‘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至李延年教人静坐，看喜怒哀乐未发作何气象，又就中点出一个活机。此脱胎换骨语也。揆厥渊源，实自周子之静来。近乃有驳之者曰：‘既是未发，有何气象？'予谓曰：‘这是古来一个海上单方。君若信得过，便急急炼服，无论久近，定有灵效。如信不过，且好好珍藏，留待后人。莫得遽而嗔谤，空为有识所笑也。'”高攀龙提出了自己的主静理论：“主静要在慎独。”“天理至静。但静如是动不如是者，气静也；静如是动亦如是者，理静也。理静者理明欲净，胸中廓然无事而静也；气静者定久气澄，心气交合而静也。理明则气自静，气静则理亦明，理气交资互益本非二也。其静功如此。” 他还对吴心矩说：“所以必要静者，只为有生以来积习既久，私欲已深锢，蔽遮掩若青天之覆阴云，如止水之起波涛。初学要静中澄定此心。久之，如阴云既散，方见青天；如波涛暂息，方见止水。”东林书院的领袖人物们有言如此，可见书院的主静风气之重。
须加以说明的是东林中人的主静与佛道两家有所不同。人或以为静坐是佛家的传统，儒家不应沿袭，因此对静坐之法颇为不屑。有人甚至痛心疾首地说：“宋儒自程子以后，其徒通把讲学坏了……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殊不知此非圣学，乃释氏闭城门功夫也。圣人之学，在于诚意上一层。默坐澄心，无天无地，无人无我，无喜无怒，无哀无乐。何以能如尧、舜、禹治历明时，诛四凶八年于外？何以能如汤武救民水火？何以能如周公坐以待旦，辅幼君，诛管蔡？何以能如孔子周流四方，欲行道以济时哉？”这种误解并不在少数。的确，从形式上看禅家、儒家同是静坐并无二至。史孟麟作学问本与禅门无涉，只是由于他“至篝灯丙夜，危坐澄怀，人有疑为禅者。”而刘宗周也认为：“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宪（高攀龙）先生，皆半杂禅门。”黄宗羲顺其意评曰：“即如忠宪正命之语本无生死，亦是佛语。……忠宪固非佛学，然不能不出入其间，所谓大醇而小疵者。”但就本质上而言，东林中人所倡是与释氏相对的。顾宪成写道：“儒家摈禅，何也？曰；此以正学脉也。”可知在顾氏眼里二者的根本对立性。东林中人只是借用禅宗静坐之法，而绝非弃儒从佛。所谓“此以儒用禅者也，非以儒为禅用者也。以儒为禅则儒日化而禅。若以儒用禅则禅亦化而儒矣。”后人忆及高攀龙时指明：“高忠宪师最深于禅……至静坐主一，俱禅家最得力处，高师常借用之。此皆从大程子来。”
除此而外，尚须注意的是主静与静坐又有所区别，主静是静坐的缘起和目的所在，静坐只是初入门工夫。关于这一点，顾宪成、高攀龙等早已达成共识。顾氏认为：“程子喜人静坐，则初下手事也。然而静坐最难，心有所在则滞，无所在则浮……下手处便是究竟处矣。”高攀龙则坚持“学者静坐是入门要诀，读书静坐不可偏废。伊川先生说：‘节者欲定心气，静坐却是心气之法。'”
东林中人如此重视静坐为的不是习禅而是习儒。他们认为静坐于学问极为有益。且东林书院重视普及型教育，所以对初入门的静坐功夫尤其看重。高攀龙说过：“读书意思不进者，尊德性工夫少也。”于是以半日静坐。华允谋对静坐的见解较为独到，他说：“人知身不妄动易，心不妄动难。而不知心不妄动易，身不妄动难也。人知静坐之以心简，而不知静坐之以身涵心也。”皆独得之语，为先儒所未发。待到静坐已达一定境界时，动中亦可得静，则大功告成。
主静之说大多为东林友人所赞同，所以无论是常年居书院的学人还是偶尔造访的友人，既入得院中，多躬行静坐之实践。
三、会友
东林书院修复之后，除读书、静坐之外，另一使之繁忙的事务便是与四方之友相会。会友于学问是必须的。顾宪成在第二次东林大会中所作的《丽泽衍》为此作了注解：
“自古未有关闭门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舆之学问。所以然者何？这道理是个极精极细的物事，须用大家商量方可下手；这学问是个极重极大的勾当，须用大家帮扶方可下手。故学者惟其无志于道则亦已耳，幸而有志于道，定然寻几个好朋友，并胆同心细细参求、细细理会。”
从某种角度来看，东林书院中人交友可谓不拘一格，因为性情、行事与之大异者照样可被列为上宾，“绝不相类而相欢，何也？朋友同于道也。”但从另一角度而言，东林人交游也可称苛刻，他们固执地坚持道不同者，则不相与谋，所以被其排斥在“友人”范围之外的不在少数。首先，玄者是不受欢迎的，“有一玄者至东林，先生（高攀龙）初不与言。久之，曰：‘东林朋友俱是经经者，不知玄。虽然仙家惟有许旌阳最正其传，只净明忠孝四字。谈玄者必尽得此四字方是真玄。'其人默然。”其次，释氏也不在交游之列，高攀龙“遊武林，遇一僧。原系廪于学宫，一旦叛入异教，著书数种，多抑儒扬释之语。因摘取其言各刻破之，”钱一本甚至认为“迦文丐首也，坐谈虚空，谁为生养？只得乞。以乞率人，廉耻丧尽。是以凡涉足释途者，廉隅都无可观。”在钱氏想来，与释氏为伍是不能容忍的。再者，东林中人宁为狂狷耻为小人乡愿，对友人的要求标准亦是如此。“为人纯然若赤子，退然若处子，至辨义而趋毅然若勇夫猛士千万人而不惴。人所滔滔而骛之者必深愧之，人所昧昧而违之者必深嗜之。人嘲之以为迂以为腐，而不知其所图维皆千秋之事也。”这是高攀龙对华允谋的称赞，从中可知其非同一般的交游定位。
东林中人常热烈延请同道来东林相会。书信来往以求一晤。如顾宪成“秋初以书约史际明……八月之会始十一月仲丁，能一过否？”且当“蕲州姜汝一来学于东林，适座中论易。汝一言其乡人刘筠桥深明易道，公书属丁元甫往招之。”顾允诚则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春和景明，东林大有佳色。未识文从能扁舟一过否？”友人一旦会集书院，师友之间可谓礼意殷洽。史孟麟 “复游锡山，师事顾宪成，友事高攀龙。质疑问难，要诸至当。”当方学渐远道而来时，“及宪成等朝夕侍先生，又时切提撕不一而足。同志来见者，大叩大应，小叩小应，不少倦也。”
东林人还勤于出访，拜谒同道。高攀龙以身作则，他认为“会友谈心无非是物不自知其情之适情之亲也。”所以“壬辰腊月，齎詔至金陵。事毕，谒邹南皋、朱虞封、瞿洞观诸先生请益……抵家，昕夕娱亲外，益务亲师取友、考德问业。往昆陵谒钱启新先生，往姑苏谒王少湖先生”。
如此好客喜访，使得许多学子闻人慕名而来。刘铎“与万燝同乡同年，燝遗书劝之东林会讲。时铎知扬州，得书，即请假过东林。”再如：“岁巳酉，潜江朱翁默石来东林。越七年，乙卯再至。”
但东林中人似乎还不满足于此。“君子友天下之善士，况于一乡。我吴尽多君子，若能联属为一，相率相引，接天地之善脉于无穷，岂非大胜事。”故顾宪成不仅在东林书院会友，还鼓励诸友另择时择地相会，且曰：“东林有会矣，闇予诸友复为会，何也? 一番合并，则一番振作。固彼此之所以相互成也。'”诸友相会，倒也时刻注意不负东林。据顾宪成的评价“诸友之会为举业设耳。能斤斤交砥，一言一行惟恐少有愆戾以辱东林，此即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也。”高攀龙亦不仅限于招集同道相会东林，他曾“举从简会。邑中诸老数人，每月一会，竟日清谈危坐……或于家，或于园、亭、僧、舍。衣冠甚伟观者，以为洛下耆英之遗风云。”
如此好友，东林人自然结交不少朋友。譬如顾允诚曾欣喜地说：“目前吾郡友朋之多恐从来僅见。”友朋众多，必然良莠相杂。其中当然有终身之交，如“惟廓园魏公乃真东林，其初，高公弟子终日谈学者也。其终身所推重即高公推重者也，所拂即高公所排斥者也。至死不渝，可为硕交。”以及如觉浪丈人，他“既长，从梁溪顾端文、高忠宪两公游，以理学著。及忠宪罹党祸，丈人为文往祭，哭甚哀。即弃诸生曰：‘当此乱世，入朝为党用则负吾学；不为党用，祸患立至，安用取科第？'乃自号觉浪丈人，隐居山中。”但也有败类。这一点东林人也明白。顾宪成就曾怨愤的说：“至世之号为朋友者，方其从容无事，把手促膝指白日而盟，丹衷几乎七尺可委，九死可要矣。一何壮也！不幸一旦有事，往往掉臂而去之，无异路人。甚者，从而下石矣。又何悖也！”这些人的存在，与东林书院历二十余年而毁不无关系。
四、三位一体的东林讲会
尽管读书、静坐、会友是东林中人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力行的事情，但却因为过于平常而不为后人注重。在大多数人眼中，作为东林书院代表性的活动应数东林讲会。后来招致祸患的也是由于东林讲会声名太盛。但书院中人初修复书院时并不意在大造声势。顾允诚的一封书简，透露了其与东林讲会的极为质朴的目的。他说：“吾乡自文荘公后，学问寥寥……傥有同志如丈者闲举月会以解离索，实弟所愿待也。”即便是东林书院丽泽堂上粱文中的阐释也并不张扬。“伏愿上梁之后，德自成邻，文常会友。闻己过，道人善。勿虚讲习之功。”
若对东林讲会稍加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它是读书、静坐、会友三者合一的聚会。
读书与静坐的不可分是前人早有的认识。《白鹿洞书院志》的《院规》中便有这样的论述：“读书惟取炼心，最忌其俗……要须一切扫除，屏居静室，按前诸法而伏读沉思。昧爽以起，日昃不遑，遊居寝处其中焉。其人能得读书之味者，不必叩其胸中所学，而举止言笑自一见可知。盖其气象不粘带乎俗态也。然而心不欲杂，杂则神荡而不收；心又不欲劳，劳则神疲而不久。在用功过勤者，心力既疲，未见得手。便须于诵读之余，卷书搁笔。明窗净几，万虑俱捐，悠然独坐。……而默坐宁心尤为要义。使此心常如鱼之在水、鹤之在空，悠悠洋洋，活泼泼地，方能心旷而闻见可以互融，神悟而思虑可以深入。是诚天下之至乐亦即读书之至诀也。”东林中人也不例外。高攀龙尤其注重二者的结合。他说：“程先生每喜人静坐，朱先生每教人读书。此意真妙。”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之。据载，他“久之，忽自念读书虽多，不甚得力者，尊德性功夫少也。当分日之半读书半静坐为涵养德性之地。每出游则与水边石上、茂林修竹处静坐，习仪则于禅扉静坐。夜卧平旦气清时即拥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闲邪存诚句。觉当下无邪，浑然自诚，更不须觅，快然如脱缠缚。从此反躬实践。”或是“舟中厚设蓐蓆，严立规程。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
而读书与会友的不可分也是东林中人所讲求的。当有人说起“某先生只是读书，某先生只是会友。云不读书、不会友则过不得日子”时，高攀龙回复道：“读书、会友俱是养法。如身是鱼，书与友是水。读书与会友，如鱼之得水。”作为继高攀龙之后主持东林讲会的吴桂森更是视读书、会友如命。据记载，“数年来，先生旧病时发。爱先生者常以药饵劝。或谓可针而愈；或谓某得老氏术，可邀致之。先生亦未直拒也，微笑而不答。病少间，辄看书寻复会友，若并其病而忘之。”
这最终的结果就是读书、会友、静坐三者不可分。“读书、会友、静坐，三者缺一不可。但人不可有着耳，要随人便。切不可读书者厌人静坐，会友者厌人读书。”至于顾允诚以行动表明了三者之间的自然联系：“旧得有《读书乐》，时一讽咏，欣然会心。因广之为《静坐乐》、《会友乐》各四章。”
东林大会是读书之会，这一点勿庸置疑，东林会约中即有规定，大会中必经的一个环节是取“四书”中的内容加以讲论。
同时大会也包含静坐这一内容。这极易为人所忽视。在东林讲会上，曾有“浙人张本问曰：‘会中意指但欲人默坐，使之自悟乎？抑欲理会训诂，求之章句乎？'……公（顾宪成）徐曰：‘兄之此来欲默坐自悟乎？抑欲寻求章句乎？意指何在？'本顷之恍然起曰：‘先生教我矣'遂不复言。”可作为证据。高攀龙也说：“到东林，最可入头大众会集时，满堂肃然。此时默坐澄心，看有妄想也无；听歌诗时，看有妄想也无。妄想一寂即是真心。”其实，东林大会的宗旨之一就是主静，高氏“署事三月，觅差归，舆泾阳修东林书院，集吴越士会其中。一依白鹿洞旧规，每会拈出大旨互证，要归于端居主静。”
此外，大会系众多朋友交流切磋之会，会友是其基本功能。甚至这时“友”的范围比平时更为宽泛。所谓“交与一人不可妄，讲学无一人不可容”是也，获得同道的支持与参与。据载：“顾泾阳先生起昆陵，葺龟山之遗址曰东林者为社。一时名士高公景逸、安公我素、刘公楚槃、张公弦所、及泾阳之从子白余相与纪纲其事。东南之士翕然响应，而东林之声遂振于天下。”又如：“东林大会自甲辰十月始，至今岁乙已九月再寻盟焉。吴越同志翩翩骈集。于是中丞怀鲁周公、直指淇园杨公、观察虚台蔡公并移檄授餐，邑侯平华林公复偕庠师全初单公、敬斋王公日造而临之，礼意殷洽。”
由此可见，东林讲会具有三位一体的功能。同时，比之个人读书多了互相送难、探讨交流的功用；比之独自静坐，添了众人同静的不同体验；比之单独会友，增加了学人云集的难得。东林讲会是以成为东林书院中的重大事务。
行文至此，从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的印象迥然异乎以往对东林的评价诸如“遥执朝政”之类。的确，顾宪成曾为李三才不慎上书，高攀龙也于万历四十八年（1619年）复出为官，但书院中人在书院中的作为与在书院外的行事（包括时间上与空间上）是不应混同的。东林书院自有其作为纯心论学、修身养性之地的一面。
（限于篇幅，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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