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正国 高峰
今年是东林书院创建993周年和重修400周年，也是中国书院教育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值得纪念的大事情。在中国古代书院中，东林书院算不上最早的书院，也算不上最大的书院。但却是天下著名的书院，影响深远的书院，是德育为先，爱国济民发挥得最好的书院。东林书院的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脍炙人口，长盛不衰的千古绝唱，就是学子们在读书讲学之余仍然要不忘国家安危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指出：“东林党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以及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抗争精神，是当今中华民族急需继承和发扬的高尚品德，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
一、书院的爱国教育功能
书院肇基于唐末，定名于宋初，宏大于南宋，元明清三代办学不断，是中国教育史上特有的教育机构和办学模式。它不同于官学，亦非完全意义上的私学。它不是启蒙教育，亦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有大学教育的层次，又有研究生教育的意味。它与科举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不完全是科举制的敲门砖。它与官学在办学形式、教育目的、教学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与灵活性，它盛行讲会制与辅导制，提倡学术争鸣，提倡思想民主，提倡“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提倡爱国忠君，道德修养，提倡德育为先，三省吾身。古代书院教育只读经书史书，只作诗词歌赋，不学理工医农，不学实用技术，但对于学习做正人、做贤人、做好人的要求却是十分严格的，“一以贯之”的。主张砥砺品行，明礼守法；主张见贤思齐，效法英烈；主张迁扇改过，惩忿窒欲；主张仁义忠信，趋义避利；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著名的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就是古代书院教育的准绳和法则，影响波及海内外。其教规五条，只有一条是教人做学问的，那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而其它四条都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如何进行道德修养的，如何维护封建统治和家庭伦理秩序的。
古代书院尤其是宋明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刚正不阿，为人坦荡，个性鲜明，气度不凡，更不乏忧国忧民、爱国救民之士。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等历史大变革、大动荡中，书院山长及生徒，起兵抗争，不屈被杀者不胜枚举。屡征不第，归隐林泉者更是随处可见。
以嵩阳书院为例，北宋著名山水人物画家李唐，河南孟县人，先后游学于百泉、嵩阳、龙门三家书院，寄情山水，无意仕进，所作《采薇图》、《万壑松风图》、《清溪渔隐图》等均为不朽名作。靖康二年（1127），汴京陷落，78岁高龄的李唐逃到临安，忧心如焚，作巨篇《晋文公复国画》以警世人，盼有生之年能见到金人被逐中原，大宋恢复有望的一天。一腔爱国情怀跃然纸上。傅察（1089-1125年），字公晦，河南孟州济源人，学于嵩阳书院，北宋大观元年（1107）进士，性格刚烈，嫉恶如仇，被金兵俘虏，不屈而死。
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刘传汉（1211-1286），自号全归居士，浙江上虞人，宋宝祐间与文天祥同中进士，后知南康军，捐俸赈济贫民，置“惠民仑”，拨寺田谷。又创白鹿洞贡士庄田作为学子给养，史称“爱民重士，善政为多。”宋亡不仕，严守节操，临终索笔写下“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八字而卒。余玠（？——1253），字义夫， 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少年读书白鹿洞书院。后家贫落魄，犯事出逃。投赵葵作幕僚，因与元军作战有功，升制置副使、兵部侍郎、四川总领兼转运使。治蜀时多惠政，大得民心。后升任兵部尚书，多次击退元军进犯，是南宋著名抗元将领。侯峒曾，字豫瞻，上海嘉定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是复社领袖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为江西提学参政，两次聘人主理白鹿洞务。南明时，在家乡组织抗清活动，城陷之日正是他沉水之时。清顺治四年（1647），南昌金声桓等举起反清复明大旗，白鹿洞生吴仁等聚众响应，与清军在星子县城大战，后不敌被杀。生前曾作绝命词，有古烈士遗风。
而江西弋阳叠山书院则是为纪念南宋爱国诗人、抗元志士谢枋得创建的。白鹭洲书院是先有书院后有英雄文天祥，而叠山书院却是先有英雄谢枋得而后建有书院。谢枋得，号叠山，少有大志，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南宋宝祐四年（1256）与文天祥同榜进士，均为忠义节烈之士，自古“文山”、“叠山”齐名。谢枋得曾官抚州司户参军、建康（今南京）考官，江西诏谕使知信州（今上饶）。后率兵抗元，兵败后流亡福建，改名换姓，历经磨难，以卜卦、教书为生。南宋灭亡后，元廷三次派人力劝谢枋得出仕，许以首位高官。谢枋得不为所动，再三坚辞。后被强行押到大都（今北京），临行赋诗，以明心迹：“雪压松柏愈青春，扶直纲常在此行。天山岂无龚胜洁，人间不独伯夷清。”一路上绝食二十多天，到京城时衰竭而逝，时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可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元皇庆二年（1313），谢枋得门人虞舜臣在信江之滨建谢文节公祠，又名叠山祠，后改叠山书院。一位英雄去了，一座象征英雄气节精神的书院诞生了，革命英烈方志敏、邵式平等年青时就读书其间。
岳麓书院的爱国教育素来有口皆碑，沿袭漫长，有着光荣的传统，是为全国书院道德教育之楷模。岳麓书院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贯彻始终的历史。有专家考证，岳麓书院山长和生员们的爱国思想形成于北宋时。首任山长张栻之父张浚就是抗金名将，张浚卒后，朱熹曾亲临凭吊。张栻早年随父，也曾效命疆场，上了前线，参佐军务，赞助戎机，他还屡次上书“誓不言和”，是抗金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张栻主教岳麓后，向学生表达了“金虏义不同天日”的观念，并贯穿到教学实践之中，深刻影响了一代学子，是后来爱国主义湖湘学派的雏形。仅《宋元学案》记载就达33人之多。他们中大多数在抗金抗元御侮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如李壁、吴猎、赵方等，对金作战中是为首领，“见义必为，勇不可夺”、“无日不战，无战不胜”。后来元兵南进，先生尹谷仍率学生聚集而学，还鼓励学生与将士、百姓共同参战，保卫家园。元将阿里海牙困兵困长沙时，尹自焚以明其志。“诸生数百人往哭之。”城破之日，学生因战“死者无算”，表现出英勇不屈的浩然正气。又如陈论，攸县（今湖南株州）人，明正德三年（1508）为岳麓书院山长，为学生张文可载道，武要安邦，首编院志，首创射圃，既保存历史又藉以提高军事技能，以备国用，此举确有战略眼光。明末，山长吴道行、郭金台及学生王夫之等结成爱国主义的人才群体。吴为南宋名将吴猎（亦为岳麓生徒）之后。满清入关后，吴道行见大势已去，皈依佛门，绝食七天而亡。山长郭金台则归隐衡山，著书立说，终其一生，名其碑曰：“明遗民郭金台之墓”。王夫之后来于衡阳起兵反清，失败后逃往广东、广西，隐姓埋名，至死不与清廷合作，浪迹江湖四十余年，著书百种700万言，成就为一代文化大师。从张栻到王夫之历时480年，爱国主义教育号角始终在岳麓山下回响，虽带有明显阶级、民族局限性，但其情感人，其行壮丽，是不容质疑的。
从近代到现代更是岳麓书院的黄金时期，收获时期，尤以培养造就经天纬地之才，高举反帝爱国、救亡图存之大旗而闻名于世。启蒙思想家魏源、理财大师陶澍、军事家左宗棠、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派领袖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沈荩等人或执教其中，或求学于内，给传统的爱国主义以新的含义，新的内容，新的注解。
魏源，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站在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一边，主张抗英。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近代爱国主义先驱者，是高明理智的爱国者。
曾国藩，创办近代工业，兴办洋务和实业，外派留学人员学习先进技术，目的也是强国强兵，对其时社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左宗棠，亲率大军驱逐沙俄侵略者，战斗三年，大获全胜。后又抗法援越，抵御外侵，也是长志气，扬国威之举。
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兴民权、倡平等、促变化”的救国救民主张，起到唤醒民众，挽救危亡的警醒作用，是爱国改良派的代表人物。
黄兴、蔡锷等人以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而终生奋斗，是爱国的民主革命家。
以杨昌济与学生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张昆弟、李维汉、肖三、何叔衡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早期革命家，是以寻求真理，改造社会，强国富民，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他们是更坚定、更彻底的爱国主义者。
岳麓书院如此，天下其它书院莫不如此。南宋末期的江万里、文天祥，就是从书院里走出来的民族英雄。他们早年分别就度于庐山白鹿洞书院和吉安白鹭洲书院。他们两人是师徒，又是挚友，后来又都是朝廷重臣——宰辅，只不过一是左相，一是右相。在抗元斗争中，一个在南方慷慨赴水就义，一个在大都含笑迎刃牺牲，千古佳话，何其壮哉。
江万里早年肄业于白鹿洞书院，是朱熹弟子林夔孙的学生，后又游学于南昌东湖书院。中进士之后，任吉州知州时，他仿白鹿洞制在庐陵创办白鹭洲书院，培养了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后在南昌创办宗濂精舍，嘱南安知军建周程书院。他任过池州教授，又两度出任国子监祭酒，一生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教育家，更是一位承前启后的爱国先驱。文天祥年青时就读于白鹭洲书院，是江万里、欧阳守道的得意门生。中状元后从拯之余，也致力于书院教育，为人才的培养竭尽心智，他曾执教于新喻县竹楼书院，又讲学于瑞州西涧书院，为泰和南薰书院题匾，为兴国安湖书院写记。既是一位书院教育的实践者，更是一位舍身取义、浩气长存的爱国先烈。
朱熹所提倡的书院教育，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人的品行气节，重视德育为先，忠君爱国。他早年几次上书朝廷，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咒骂秦桧，颂扬岳飞，是较为强硬的主战派。那几年是他仕途上最为光彩的几年。他认为：“金虏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他希望：“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江万里上承朱熹，下传文天祥，为人“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用人以“君子不用为我耻，以小人未退为己忧。”“其志念在国家，其精神在庐陵”。“问学德望，优于诸臣。”当政时清廉正直，不惧权奸；在野时气节高尚，不畏强暴。
从白鹿洞书院到白鹭洲书院，从朱熹到江万里到文天祥，我们似乎可以清楚看到书院教育德育为先，爱国济世的传承关系和发展脉络。说它是“渊源有本”“一脉相传”一点都不为过，这也正是古代书院教育的成功之处，是当今学校教育应当借鉴的地方。江西历史学家姚公骞先生说的好：“事业铸千秋，白鹿导前迎白鹭；忠贞搏万里，丹楹启后育丹心。”
二、东林书院的“立志救世”爱国思想对后世学人士子的影响
我国古代历史上，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对于爱国的理解就是忠君报国，济世救民，其内在的基本表现方式就是忠于朝廷，忠于职守，抵抗外来的侵略压迫，为封建王朝服务，这是无可非议也是别无选择的。这其中的爱国者以连贯的韧劲，弘扬的精神，慷慨的义举塑造了独立的品格和鲜活的形象，体现了道德对于教育的不朽，爱国教育对于书院的不朽，体现了对传统文化最为精华部分的延续和继承。无论是书院的山长、导师，还是书院的诸生、门徒，既是书院爱国教育的受益者、倡导者，更是承前启后的爱国先驱者。
东林书院与天下著名的书院渊源很深，尤其是与白鹿洞书院交往密切，师长讲学频繁，学风彼此影响。东林书院的首创者杨时，就是白鹿洞书院的重建者朱熹的三代宗师。朱熹师事李侗，而李侗师事罗从彦，罗从彦又是杨时的弟子，到朱熹时已是四传。而杨时“程门立雪”，是两程“载道而来“的传播者与继承人，别创龟山学派，故东林书院又称龟山书院。有人考订东林书院名称的由来与杨时游览江西庐山有关。庐山下的丛林古刹东林寺，建于东晋高僧慧远之手，是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杨时游历后作《东林道上闲步》诗一首，后来他就将无锡的讲习之所名之为东林书院。东林书院的再建者邵宝，也与白鹿洞书院有缘。邵宝为举子时，别建东林书院于无锡城南，祭祀杨时与诸贤，又与门人华云等讲学其中，王守仁为此专作《城南东林书院记》。邵宝于明成化二十年（1481）中进士。到宏治十四年（1501）时调任江西提学副使，重振文教，继兴绝学，取士先德行而后文艺，士多宗之，世称“得人”。其学以洛闽为宗，曾云：“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倡导学者“立心之始，几莫大于诚，伪辩莫先于义利。”他对明代中叶的江西书院建设是有功之臣。他曾在白鹿洞建宗儒祠（杨廉为记），建独对亭、品士亭（自为记），又增置学田并主讲洞中。奖掖后学，不遗余力，有《谕习士相见礼》、《谕来学》二则讲义传世。他还于洞中刻书多种达477片之多。题诗有《漱石》、《钓台》等。邵宝因有功于白鹿洞，奉祀入白鹿洞书院先贤祠。
明代东林书院与白鹿洞书院有源流关系的，还有一位重要学者，那就是薛应旗，字仲常，号方山，既是理学家又是史学家。江苏武进人，中进士第二名——榜眼。嘉靖十七年（1538），他以龙江教授身份应江西提学副使徐阶之聘兼主洞事，据其所作《观易台记》：“薛子署白鹿洞书院，日盘桓于五老峰下，乐其奇胜，……时嘉靖戊戌秋九月。”薛应旗是顾宪成、顾允成的老师，有史书称：“东林之学来源于薛”，并非空穴来风。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氏兄弟重修东林书院时“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这薛敷教又正是薛应旗的孙子。顾氏兄弟在东林书院主殿中首列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语录，又次列朱熹所定《白鹿洞学规》，以此作为讲学的指导思想。江西书院史研究专家李才栋断言：“薛应旗对东林学派的形成颇有影响，而东林书院的创建和发展，也吸收了白鹿洞书院的办学经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或主持白鹿洞书院，或讲学于东林书院，后列为“东林党人”遭打击迫害的著名学者还有邹元标、于孔兼、李应升等人。
明代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皇权地位进一步巩固，罢废宰相，直管六部，又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组织，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和专制统治。到明代中晚期，帝王享乐，阉党专权，政治腐败，言路堵塞，人才窒息，又多次禁毁天下书院，正直仗义的文人学子，中小官员倍受迫害和打击。“东林党”案就是明代最大的一起冤案，是主观臆断，罗织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结果。是权臣与阉官互相勾结，秉承皇上旨意对中小阶级地主代表、对封建士大夫、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政治迫害和残酷镇压，是封建统治黑暗与专制的象征，是大兴文字狱的典型，是中国书院史的一大劫难。
而对于中国明代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东林党人却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是一场争民主，要自由，“立志救世，兼善天下”“兴教化，育善才”的政治活动，它丰富了书院道德教育尤其是爱国教育的内容，革新了书院传统的教学方法。一时间，东林书院成为世人瞩目的政治舆论中心和教育学术中心，为“吴中自古未有之盛。”是对封建腐败统治的一次不屈的斗争。正如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所评价的“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明天启五年（1625），阉党“刊党籍，尽毁天下书院”，东林党人在劫难逃，江右、关中、徽州等地书院也不幸免，受牵连者多达300余人，不少人受酷刑而死。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从天启五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不足二十年，明朝统治就寿终正寝了。
纵观东林书院的发展历史和办学实验，有三点是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发扬广大的。
1、 东林书院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书院办学传统，但又颇具自身特色。
明代隆庆、万历之后，政治经济由盛而衰，此时官学腐败，而王“学”兴行，讲学之风盛极一时。东林书院受其影响，但又在“明儒中别为一系”，“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居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多时达数千之众。与王学末流务虚风气相对应，进一步把讲学制度规范化、制度化，定期召开学术会，把学与用、言与行相统一，力主稽核考察，所定会规会约比朱子白鹿洞教条更具体，更周详。又提倡自由讲学，以文会友，重视实用实学，鼓励探索创新。提倡诗教，重视学与讲的氛围，开发智力，增强兴趣。提倡有教无类，听教不拒，除了研讨经史之外，还礼请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等讲授西方实用科学技术，使受教者眼界大开。这些都是东林书院办学的特色，是其它书院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也确立了东林书院明中后期教育学术中心的地位。
2、 东林学派是思想解放，政治革新的先驱
明代中后期，随着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东林学派从关心政治、关心国计民心、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出发，响亮提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口号，表达封建士大夫、文人学子、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对封建专制的不满，这既需要勇气与胆魄，也有着不测与风险。他们从“利国”、“益民”的政治立场出发，大胆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这在其它的书院，以前的书院是不曾有过的。无论是“东林三君”，还是“东林八君”。无论是顾氏兄弟，还是高攀龙、邹元标。无论是杨涟、左光斗，还是李应升、周起元，无一不是救时拯世的热血男儿，关心国事民情的时代精英。一时间，东林书院成为全国政治舆论中心。东林学派被镇压了，但其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是抹杀不了的。到明末清初时，一大批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等启蒙思想家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也随之开始动摇了。
3、 东林党人是爱国者的楷模与榜样
东林党人“立朝居乡，无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教”。它志在人心世事，把讲学读书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抨击宦官专权，反对封建独裁，要求革新政治，任用贤才，减轻民负，发展经济。要求改革科举，兴教育才，振兴吏治，革除积弊，提出了较为民主开化改良革新的主张，其核心是“立志救国”“兼善天下”，具有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达此目的，他们不畏强暴，不惧权奸，不怕杀头坐牢，不避风险压制，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其精神气节，爱国之志将垂范后世，千古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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