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希范

安希范（1564~1621），字小范，号我素，无锡人。明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曾授行人、礼部主事等。万历二十一年（1593）因上《纠辅臣明正邪》一疏惹怒神宗遭贬，归乡后主讲于东林学院。著有《天全堂集》。

 

 

清白吏倡  心系东林

 

无锡东乡安镇历史悠久，古称西堠村，相传为南塘设堠之地。在明代中叶，胶山安氏一度“富甲江左”，安镇之名即取之其姓。在胺山西喉村繁衍生息的安氏家族中，名人辈出，“文章华国，诗礼传家”的传承者不乏其人，有因经商及兼并土地而成东南巨富后涉猎经史，用铜活字印刷大量书籍，为当时有名的鉴赏家及出版家的安国；有安氏“世进士弟”的第一代进士安如山；有“东林八君子”之一的安希范；有能诗擅画的著名文人安绍芳；等等。这祖孙四代中，安希范尤以他清白做官、独善其身的风范被人称颂，传世于今。

 

德行温文    孝母济世

 

“家声益振，以诗礼望于三吴之间，他族罕及”的安国家族家财万贯，拥有良田十万亩，富可敌国；其长子安如山官居裕州知府、员外郎，但他们都受当时多妻制的影响，妻妾成群，妻妾之间矛盾重重，子女有嫡庶之分，生活待遇方面妻妾之间有天壤之别。1564年，安如山的侧室吴氏分娩在即，大房妻子郭氏已生有一子，她绝不允许这位小妾吴氏再生育，认为将来会“庶孽构衅”。但是吴氏还是偷偷生下了一男孩，安如山为他取名安希范。他一出生，在安氏大家庭中成了“小孽种”，郭氏寻死觅活，大闹厅堂，要将他扔掉，安如山坚决不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安如山想出一个委曲求全的办法，把刚出生50天的安希范出嗣给他的弟弟安如陵，让他带回周泾作为嗣子由邹氏抚养。安希范刚满6岁，叔父就让他求学于当地知名学者邹安吉门下。安希范聪明伶俐，读书过目不忘，深得邹先生喜欢，说他今后“定当名世”。安希范日夜思念他的生母，但吴氏为了保护儿子，决不让他前来相见。他7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长斋守节”，象安家的下人一样更加殷勤地侍奉郭氏，对怀念儿子的隐痛不敢声张。直到郭氏去世后，吴氏才把安希范接回胶山旧宅生活。

分别九载，母子终于团聚。但好景不长，由于安氏家族的嫡庶之分，各房在析产的争端中，把庶出家庭的安希范母子赶出了胶山故地。当时母子的生活近于贫困状态，且常受到家族中人士的歧视和冷漠，母子俩不得已回到周泾旧居生活。这在安希范幼小的心灵中投下沉重的阴影。然而安希范没有气馁，反而激发了他自强自立的信念。他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沉浸在诗书中，加上在文学家谈修的指点和塾师的教授下，他在学业上进步很快。19岁时他考取了秀才，时任江阴知县的胡葵南看了他的试卷后大为赏识，认为他八股文不仅工整，且有见地。但安希范不是那种仅满足于猎取功名的人。不久，他听说胶山附近有一位泾阳先生学识广博，曾题“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觉得自己与其读书志趣相投，从此他涉足于性命之学，与泾阳先生结为至交，步入了东林讲学生涯。

安希范深知“百善孝为先”的道理，当他中进士后，即买下堂兄南屏在胶山的旧宅，建造了“天全堂”（取名“天全”，意思是“天全其志”）。他将母亲接入其中，一边读书论道，一边陪伴和照顾母亲。他在为官其间，给朝廷上《请改南曹迎养疏》，“以母秉家不愿北，遂告南，怡怡膝下，色养以终”为由，直言自己的身世经历，要求“迎亲就禄，早沾浩荡之恩”，皇上立即恩准。他即将母亲接到南京官署奉养。母亲60寿辰后即因病去世，他遵照母亲遗命，一律不收丧礼，不设丧宴，只是请高攀龙等至交写了行略、墓志铭，但却为东林书院捐赠了50两银子和21石白米，用于资助开展讲学活动。另外，已故堂兄南屏的子女较多，他主动承担抚养教育之职。亲戚邻里的孩子，他从不分贫富，只要求学，他都一一应承下来。他还将安氏家族分给他的“养廉田”祖产300亩作为“赡族田”，用以周济贫困的族人，或为其解决子女求学之难等事项。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殉节后，安希范将其眷属都安置在自己家中，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当时族人和友人都称赞其“此孝行之笃，可为师表人伦者也”。

 

仗义执言  风节凝远

 

安希范奋发努力，终日勤学，功夫不负有心人，科场得以连捷，他22岁时应天府乡试中举人，翌年春闱又中三甲进士，成为安氏家族继其父亲安如山后的第二代进士，被授行人，掌管传旨和删封事项，后官至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安希范27岁时，参加翰林院庶吉士试（馆选），学习三年后可补给事中、御史一类较重要的职务。他当时考试成绩优等，不过还不符合选授御史的年资条件。当时有人提议说，可以加报几年，但安希范不愿这样做，认为事情虽小，却属于一种欺君行为。后被授予礼部精膳司主事。他处事正直，不愿做违背伦理道德之事，坚持“以诚为宝”的立身美德。他在分管会试中，秉公执法，大胆革除弊端，众人对他肃然起敬。他任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期间，太监张诚等人专权，使御史杨镐、邢部郎中王明时等人蒙冤降职。安希范的政治理想是贤人治国。他心目中的贤人就是“以义为质”“文以为上”。诸如顾宪成、高攀龙等志士。因此，当他的政治理想与当朝阉党专权、志士蒙冤的现实发生冲突时，他愤怒了，立即上奏《黜奸阉防乱政疏》申述真相，然后激愤地提出：“臣窃见自古阉宦专权为祸，为国家配乱最深且大，故愿皇上防微杜渐，折其邪萌。不避越职之罪，辄敢于冒天威，臣不胜愤激战栗之至。”当时，阉宦乱政已成为明代政治上的一大隐患，安希范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向当朝直书政见，体现了他清白为官、刚正不阿的大无畏精神。

不久后，他又从邸报上获悉，陈泰来、贾岩、薛敷教、于孔廉、顾允诚和张纳陛等人，为考功郎中赵南星的事被削职而上疏朝廷，却被皇帝相继贬斥。他为此深感不平，认为：“乾坤不息，正气凝之；维持正气，正学植之；身而危而志不可夺”，即上奏《惜人才广言路疏》，认为这样做法，“行将直之臣一举宪宪，后皆动色相戒，钳口结舌，即有重大事情，谁复为皇上言者？此非边塞福，非皇上与辅臣之心也”。遗憾的是这个奏疏仍未被皇上采纳，他不为此气馁，安置好母亲家眷后，又谏言皇上《纠辅臣明正邪疏》，上疏弹劾内阁首辅王锡爵，怒斥奸侫，要求将高攀龙等恢复原职。万历皇帝根本听不进逆耳忠言，反而认为他“诋诬阁臣，明奸党恶”，竟将他削籍还乡。这一年，安希范刚达而立之年，却结束了他短短7年的从政生涯。

安希范从政时间不长，且职微位卑，但在当时政坛中他的胸怀坦荡、正直敢言、不忤权贵的精神和品格声震朝野，“气节之诚，彪炳寰区”。以致在安希范下野多年后顾宪成在一次东林书院的讲会上当众赞安希范，说：“吾党中品各不同，如小范可谓不失赤子之心者。”1641年，巡按苏松等处监察御史批准，在惠山特建安希范专祠，并列入先贤祠。安希范留下了很多著作，有《养心日札》《读书日笺》《荒政撮要》《武备私考》《赡族录》《名山纪游》《萍隐漫录》和《文献通考删》以及后裔为他编纂的《天全堂集》等。（吴佳佳）

 

杨涟（1571~1625），字文孺，号大洪，明代湖广应山（今属湖北广水）人。明末名臣、谏官，东林先贤之一。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初任常熟知县，举全国廉吏第一，入朝任给事中。天启五年（1625 ）任左副都御史，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被诬陷“受贿一万两”，惨死狱中，后平反昭雪。有《杨忠烈公文集》传世。

 

 

爱国忠君  敢书直谏

 

爱国忠君

 

杨涟为人光明磊落、气节奇高，不爱结交权贵大臣，但却一心为主，不惜自己的身家性命，仗义直言，在维护明王朝的安定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万历四十八年（1620），明神宗身患重病，已经有半个月吃不进东西，按照礼法应召太子朱常洛在御榻前服侍药膳，可是因为郑贵妃从中作梗，太子竟然跟父亲都见不了面。当时的神宗已多年不见朝臣，郑贵妃与外朝的官吏多有勾结，垄断后宫，离间神宗与太子朱常洛的骨肉之情，居心叵测。杨涟识破了郑贵妃的阴谋，深深为太子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他看来，太子是一国之本，“国本”动则天下乱。因此他把稳定太子的地位与爱国忠君联系在一起，坚决支持太子朱常洛。杨涟率众臣前去拜谒大学士方从哲，敦促方从哲率百官赴乾清宫问安以示朝臣之力。方从哲害怕郑贵妃会迁怒到自己，便百般推诿说皇帝忌讳病痛，即使问左右侍奉的人也不敢说。杨涟立即引宋代文潞公问宋仁宗病的事例，坚持认为方从哲应率廷臣入宫问疾。方从哲以没听说这个故事再次推诿，杨涟批驳道：“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去问故事吗？”方从哲不便再推只好照办。不久，神宗病危，杨涟又暗自派人让东宫伴读王安叫太子恳请侍奉尝药膳食到早上再回，努力争取接近神宗的机会，防止郑贵妃假传圣旨惑乱朝政，此举深得太子赞赏。

神宗死后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帝位，是为光宗。然而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登基四天后便生起病来。当时宫中传言光宗之病是因为郑贵妃先进美姬，后又唆使中官崔文升进泻药使其病情加重。光宗宠妃李选侍又与占据乾清宫的郑贵妃勾结，要光宗封郑贵妃为皇太后。杨涟听到这些深为江山社稷担忧，于是联络朝臣共请郑贵妃移宫，把有夺权欲望的她从光宗身边赶走，郑贵妃几经折腾未果，只好移至慈宁宫。杨涟又上疏弹劾崔文升“用药无状”冒犯了皇帝龙体，同时揭露郑贵妃欲封皇太后的野心。杨涟这份奏疏语言犀利，火药味很浓，奏疏呈上三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所有言官都以为杨涟的奏疏忤逆圣意，一定会遭受廷杖，请大学士方从哲从中调解。方从哲劝杨涟主动上疏请罪，杨涟执意不从，说：“死就死了，我有何罪？”等到召见时，光宗注视着杨涟良久说：“外廷不要轻信流言。”还指着杨涟对大家说：“此真忠君。” 并下旨驱逐崔文升，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还让杨涟当上了顾命大臣。杨涟对光宗的信任非常感激，从此更是孜孜不倦，誓死报效朝廷。

 

敢书直谏

 

光宗病逝，熹宗即位，然而这位在杨涟等正直朝臣舍命扶持下才得以登基的皇帝，并没有如希望的那样革除万历朝弊政，相反却是变本加厉、昏庸无能。宦官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互勾结，日渐结盟，肆意弄权，不仅僭越权位，还剪除异己、控制内廷。即使出现了殴打众朝官、群殴工部大臣等怪事，东林官员要求查办时，熹宗竟仍然袒护客、魏，敷衍了事，不予闻问。天启年间，由于客、魏结党，朝官中的大部分人也纷纷失节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打击和排斥东林官员。

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把辽东兵败失地的罪名推在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身上，熊廷弼被判处死刑后，魏忠贤又借此案，唆使手下进一步诬陷周宗建等朝内一大批主要东林官员为“邪党”。面对魏忠贤等接连制造冤狱以大肆迫害东林官员的严重情势，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使的杨涟，经过反复思考和周密准备后，于天启四年（1624）六月二日，呈上了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状疏。杨涟在奏疏中说：太祖皇帝朱元璋曾经下过令，内官不许干预朝政，违反者杀无赦。先帝的圣令在前，却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这其中一人就是东厂太监魏忠贤。臣列出了他的罪状，请圣上过目。接着杨涟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并以大无畏的气概痛切陈述：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此时的朝政其实已全由阉党把持，杨涟的奏疏也早已为朝臣所传知。魏忠贤一开始听到有此奏疏时惊恐万分，后来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哭诉其冤，并且利用熹宗识字不多的特点，让礼部尚书将杨涟的奏疏改成有利于自己的内容，颠倒黑白，又叫客氏在旁游说为自己开脱，熹宗真假难辨、好坏不分反而温言抚慰魏忠贤，严厉指责杨涟。

接着，魏忠贤先以杨涟“大不敬”为借口，将其削职回籍。后又罗织罪名，将杨涟逮下诏狱。天启五年（1625），杨涟被魏忠贤害死于狱中，年仅54岁。

崇祯初，杨涟被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烈。

（徐   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