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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古代书院爱国教育的优良传统——纪念东林书院重修400周年

作者:管理员 来源:管理员 2021-12-06 浏览次数:1192


闵正国     高峰

今年是东林书院创建993周年和重修400周年,也是中国书院教育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值得纪念的大事情。在中国古代书院中,东林书院算不上最早的书院,也算不上最大的书院。但却是天下著名的书院,影响深远的书院,是德育为先,爱国济民发挥得最好的书院。东林书院的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脍炙人口,长盛不衰的千古绝唱,就是学子们在读书讲学之余仍然要不忘国家安危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指出:“东林党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以及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抗争精神,是当今中华民族急需继承和发扬的高尚品德,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

一、书院的爱国教育功能

书院肇基于唐末,定名于宋初,宏大于南宋,元明清三代办学不断,是中国教育史上特有的教育机构和办学模式。它不同于官学,亦非完全意义上的私学。它不是启蒙教育,亦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有大学教育的层次,又有研究生教育的意味。它与科举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不完全是科举制的敲门砖。它与官学在办学形式、教育目的、教学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与灵活性,它盛行讲会制与辅导制,提倡学术争鸣,提倡思想民主,提倡“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提倡爱国忠君,道德修养,提倡德育为先,三省吾身。古代书院教育只读经书史书,只作诗词歌赋,不学理工医农,不学实用技术,但对于学习做正人、做贤人、做好人的要求却是十分严格的,“一以贯之”的。主张砥砺品行,明礼守法;主张见贤思齐,效法英烈;主张迁扇改过,惩忿窒欲;主张仁义忠信,趋义避利;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著名的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就是古代书院教育的准绳和法则,影响波及海内外。其教规五条,只有一条是教人做学问的,那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而其它四条都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如何进行道德修养的,如何维护封建统治和家庭伦理秩序的。

古代书院尤其是宋明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刚正不阿,为人坦荡,个性鲜明,气度不凡,更不乏忧国忧民、爱国救民之士。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等历史大变革、大动荡中,书院山长及生徒,起兵抗争,不屈被杀者不胜枚举。屡征不第,归隐林泉者更是随处可见。

以嵩阳书院为例,北宋著名山水人物画家李唐,河南孟县人,先后游学于百泉、嵩阳、龙门三家书院,寄情山水,无意仕进,所作《采薇图》、《万壑松风图》、《清溪渔隐图》等均为不朽名作。靖康二年(1127),汴京陷落,78岁高龄的李唐逃到临安,忧心如焚,作巨篇《晋文公复国画》以警世人,盼有生之年能见到金人被逐中原,大宋恢复有望的一天。一腔爱国情怀跃然纸上。傅察(1089-1125年),字公晦,河南孟州济源人,学于嵩阳书院,北宋大观元年(1107)进士,性格刚烈,嫉恶如仇,被金兵俘虏,不屈而死。

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刘传汉(1211-1286),自号全归居士,浙江上虞人,宋宝祐间与文天祥同中进士,后知南康军,捐俸赈济贫民,置“惠民仑”,拨寺田谷。又创白鹿洞贡士庄田作为学子给养,史称“爱民重士,善政为多。”宋亡不仕,严守节操,临终索笔写下“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八字而卒。余玠(?——1253),字义夫, 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少年读书白鹿洞书院。后家贫落魄,犯事出逃。投赵葵作幕僚,因与元军作战有功,升制置副使、兵部侍郎、四川总领兼转运使。治蜀时多惠政,大得民心。后升任兵部尚书,多次击退元军进犯,是南宋著名抗元将领。侯峒曾,字豫瞻,上海嘉定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是复社领袖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为江西提学参政,两次聘人主理白鹿洞务。南明时,在家乡组织抗清活动,城陷之日正是他沉水之时。清顺治四年(1647),南昌金声桓等举起反清复明大旗,白鹿洞生吴仁等聚众响应,与清军在星子县城大战,后不敌被杀。生前曾作绝命词,有古烈士遗风。

而江西弋阳叠山书院则是为纪念南宋爱国诗人、抗元志士谢枋得创建的。白鹭洲书院是先有书院后有英雄文天祥,而叠山书院却是先有英雄谢枋得而后建有书院。谢枋得,号叠山,少有大志,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南宋宝祐四年(1256)与文天祥同榜进士,均为忠义节烈之士,自古“文山”、“叠山”齐名。谢枋得曾官抚州司户参军、建康(今南京)考官,江西诏谕使知信州(今上饶)。后率兵抗元,兵败后流亡福建,改名换姓,历经磨难,以卜卦、教书为生。南宋灭亡后,元廷三次派人力劝谢枋得出仕,许以首位高官。谢枋得不为所动,再三坚辞。后被强行押到大都(今北京),临行赋诗,以明心迹:“雪压松柏愈青春,扶直纲常在此行。天山岂无龚胜洁,人间不独伯夷清。”一路上绝食二十多天,到京城时衰竭而逝,时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可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元皇庆二年(1313),谢枋得门人虞舜臣在信江之滨建谢文节公祠,又名叠山祠,后改叠山书院。一位英雄去了,一座象征英雄气节精神的书院诞生了,革命英烈方志敏、邵式平等年青时就读书其间。

岳麓书院的爱国教育素来有口皆碑,沿袭漫长,有着光荣的传统,是为全国书院道德教育之楷模。岳麓书院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贯彻始终的历史。有专家考证,岳麓书院山长和生员们的爱国思想形成于北宋时。首任山长张栻之父张浚就是抗金名将,张浚卒后,朱熹曾亲临凭吊。张栻早年随父,也曾效命疆场,上了前线,参佐军务,赞助戎机,他还屡次上书“誓不言和”,是抗金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张栻主教岳麓后,向学生表达了“金虏义不同天日”的观念,并贯穿到教学实践之中,深刻影响了一代学子,是后来爱国主义湖湘学派的雏形。仅《宋元学案》记载就达33人之多。他们中大多数在抗金抗元御侮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如李壁、吴猎、赵方等,对金作战中是为首领,“见义必为,勇不可夺”、“无日不战,无战不胜”。后来元兵南进,先生尹谷仍率学生聚集而学,还鼓励学生与将士、百姓共同参战,保卫家园。元将阿里海牙困兵困长沙时,尹自焚以明其志。“诸生数百人往哭之。”城破之日,学生因战“死者无算”,表现出英勇不屈的浩然正气。又如陈论,攸县(今湖南株州)人,明正德三年(1508)为岳麓书院山长,为学生张文可载道,武要安邦,首编院志,首创射圃,既保存历史又藉以提高军事技能,以备国用,此举确有战略眼光。明末,山长吴道行、郭金台及学生王夫之等结成爱国主义的人才群体。吴为南宋名将吴猎(亦为岳麓生徒)之后。满清入关后,吴道行见大势已去,皈依佛门,绝食七天而亡。山长郭金台则归隐衡山,著书立说,终其一生,名其碑曰:“明遗民郭金台之墓”。王夫之后来于衡阳起兵反清,失败后逃往广东、广西,隐姓埋名,至死不与清廷合作,浪迹江湖四十余年,著书百种700万言,成就为一代文化大师。从张栻到王夫之历时480年,爱国主义教育号角始终在岳麓山下回响,虽带有明显阶级、民族局限性,但其情感人,其行壮丽,是不容质疑的。

从近代到现代更是岳麓书院的黄金时期,收获时期,尤以培养造就经天纬地之才,高举反帝爱国、救亡图存之大旗而闻名于世。启蒙思想家魏源、理财大师陶澍、军事家左宗棠、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派领袖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沈荩等人或执教其中,或求学于内,给传统的爱国主义以新的含义,新的内容,新的注解。

魏源,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站在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一边,主张抗英。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近代爱国主义先驱者,是高明理智的爱国者。

曾国藩,创办近代工业,兴办洋务和实业,外派留学人员学习先进技术,目的也是强国强兵,对其时社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左宗棠,亲率大军驱逐沙俄侵略者,战斗三年,大获全胜。后又抗法援越,抵御外侵,也是长志气,扬国威之举。

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兴民权、倡平等、促变化”的救国救民主张,起到唤醒民众,挽救危亡的警醒作用,是爱国改良派的代表人物。

黄兴、蔡锷等人以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而终生奋斗,是爱国的民主革命家。

以杨昌济与学生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张昆弟、李维汉、肖三、何叔衡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早期革命家,是以寻求真理,改造社会,强国富民,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他们是更坚定、更彻底的爱国主义者。

岳麓书院如此,天下其它书院莫不如此。南宋末期的江万里、文天祥,就是从书院里走出来的民族英雄。他们早年分别就度于庐山白鹿洞书院和吉安白鹭洲书院。他们两人是师徒,又是挚友,后来又都是朝廷重臣——宰辅,只不过一是左相,一是右相。在抗元斗争中,一个在南方慷慨赴水就义,一个在大都含笑迎刃牺牲,千古佳话,何其壮哉。

江万里早年肄业于白鹿洞书院,是朱熹弟子林夔孙的学生,后又游学于南昌东湖书院。中进士之后,任吉州知州时,他仿白鹿洞制在庐陵创办白鹭洲书院,培养了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后在南昌创办宗濂精舍,嘱南安知军建周程书院。他任过池州教授,又两度出任国子监祭酒,一生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教育家,更是一位承前启后的爱国先驱。文天祥年青时就读于白鹭洲书院,是江万里、欧阳守道的得意门生。中状元后从拯之余,也致力于书院教育,为人才的培养竭尽心智,他曾执教于新喻县竹楼书院,又讲学于瑞州西涧书院,为泰和南薰书院题匾,为兴国安湖书院写记。既是一位书院教育的实践者,更是一位舍身取义、浩气长存的爱国先烈。

朱熹所提倡的书院教育,非常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人的品行气节,重视德育为先,忠君爱国。他早年几次上书朝廷,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咒骂秦桧,颂扬岳飞,是较为强硬的主战派。那几年是他仕途上最为光彩的几年。他认为:“金虏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他希望:“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江万里上承朱熹,下传文天祥,为人“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用人以“君子不用为我耻,以小人未退为己忧。”“其志念在国家,其精神在庐陵”。“问学德望,优于诸臣。”当政时清廉正直,不惧权奸;在野时气节高尚,不畏强暴。

从白鹿洞书院到白鹭洲书院,从朱熹到江万里到文天祥,我们似乎可以清楚看到书院教育德育为先,爱国济世的传承关系和发展脉络。说它是“渊源有本”“一脉相传”一点都不为过,这也正是古代书院教育的成功之处,是当今学校教育应当借鉴的地方。江西历史学家姚公骞先生说的好:“事业铸千秋,白鹿导前迎白鹭;忠贞搏万里,丹楹启后育丹心。”

二、东林书院的“立志救世”爱国思想对后世学人士子的影响

我国古代历史上,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对于爱国的理解就是忠君报国,济世救民,其内在的基本表现方式就是忠于朝廷,忠于职守,抵抗外来的侵略压迫,为封建王朝服务,这是无可非议也是别无选择的。这其中的爱国者以连贯的韧劲,弘扬的精神,慷慨的义举塑造了独立的品格和鲜活的形象,体现了道德对于教育的不朽,爱国教育对于书院的不朽,体现了对传统文化最为精华部分的延续和继承。无论是书院的山长、导师,还是书院的诸生、门徒,既是书院爱国教育的受益者、倡导者,更是承前启后的爱国先驱者。

东林书院与天下著名的书院渊源很深,尤其是与白鹿洞书院交往密切,师长讲学频繁,学风彼此影响。东林书院的首创者杨时,就是白鹿洞书院的重建者朱熹的三代宗师。朱熹师事李侗,而李侗师事罗从彦,罗从彦又是杨时的弟子,到朱熹时已是四传。而杨时“程门立雪”,是两程“载道而来“的传播者与继承人,别创龟山学派,故东林书院又称龟山书院。有人考订东林书院名称的由来与杨时游览江西庐山有关。庐山下的丛林古刹东林寺,建于东晋高僧慧远之手,是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杨时游历后作《东林道上闲步》诗一首,后来他就将无锡的讲习之所名之为东林书院。东林书院的再建者邵宝,也与白鹿洞书院有缘。邵宝为举子时,别建东林书院于无锡城南,祭祀杨时与诸贤,又与门人华云等讲学其中,王守仁为此专作《城南东林书院记》。邵宝于明成化二十年(1481)中进士。到宏治十四年(1501)时调任江西提学副使,重振文教,继兴绝学,取士先德行而后文艺,士多宗之,世称“得人”。其学以洛闽为宗,曾云:“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倡导学者“立心之始,几莫大于诚,伪辩莫先于义利。”他对明代中叶的江西书院建设是有功之臣。他曾在白鹿洞建宗儒祠(杨廉为记),建独对亭、品士亭(自为记),又增置学田并主讲洞中。奖掖后学,不遗余力,有《谕习士相见礼》、《谕来学》二则讲义传世。他还于洞中刻书多种达477片之多。题诗有《漱石》、《钓台》等。邵宝因有功于白鹿洞,奉祀入白鹿洞书院先贤祠。

明代东林书院与白鹿洞书院有源流关系的,还有一位重要学者,那就是薛应旗,字仲常,号方山,既是理学家又是史学家。江苏武进人,中进士第二名——榜眼。嘉靖十七年(1538),他以龙江教授身份应江西提学副使徐阶之聘兼主洞事,据其所作《观易台记》:“薛子署白鹿洞书院,日盘桓于五老峰下,乐其奇胜,……时嘉靖戊戌秋九月。”薛应旗是顾宪成、顾允成的老师,有史书称:“东林之学来源于薛”,并非空穴来风。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氏兄弟重修东林书院时“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这薛敷教又正是薛应旗的孙子。顾氏兄弟在东林书院主殿中首列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语录,又次列朱熹所定《白鹿洞学规》,以此作为讲学的指导思想。江西书院史研究专家李才栋断言:“薛应旗对东林学派的形成颇有影响,而东林书院的创建和发展,也吸收了白鹿洞书院的办学经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或主持白鹿洞书院,或讲学于东林书院,后列为“东林党人”遭打击迫害的著名学者还有邹元标、于孔兼、李应升等人。

明代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皇权地位进一步巩固,罢废宰相,直管六部,又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组织,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和专制统治。到明代中晚期,帝王享乐,阉党专权,政治腐败,言路堵塞,人才窒息,又多次禁毁天下书院,正直仗义的文人学子,中小官员倍受迫害和打击。“东林党”案就是明代最大的一起冤案,是主观臆断,罗织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结果。是权臣与阉官互相勾结,秉承皇上旨意对中小阶级地主代表、对封建士大夫、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政治迫害和残酷镇压,是封建统治黑暗与专制的象征,是大兴文字狱的典型,是中国书院史的一大劫难。

而对于中国明代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东林党人却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是一场争民主,要自由,“立志救世,兼善天下”“兴教化,育善才”的政治活动,它丰富了书院道德教育尤其是爱国教育的内容,革新了书院传统的教学方法。一时间,东林书院成为世人瞩目的政治舆论中心和教育学术中心,为“吴中自古未有之盛。”是对封建腐败统治的一次不屈的斗争。正如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所评价的“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明天启五年(1625),阉党“刊党籍,尽毁天下书院”,东林党人在劫难逃,江右、关中、徽州等地书院也不幸免,受牵连者多达300余人,不少人受酷刑而死。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从天启五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不足二十年,明朝统治就寿终正寝了。

纵观东林书院的发展历史和办学实验,有三点是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发扬广大的。

1、 东林书院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书院办学传统,但又颇具自身特色。

明代隆庆、万历之后,政治经济由盛而衰,此时官学腐败,而王“学”兴行,讲学之风盛极一时。东林书院受其影响,但又在“明儒中别为一系”,“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居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多时达数千之众。与王学末流务虚风气相对应,进一步把讲学制度规范化、制度化,定期召开学术会,把学与用、言与行相统一,力主稽核考察,所定会规会约比朱子白鹿洞教条更具体,更周详。又提倡自由讲学,以文会友,重视实用实学,鼓励探索创新。提倡诗教,重视学与讲的氛围,开发智力,增强兴趣。提倡有教无类,听教不拒,除了研讨经史之外,还礼请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等讲授西方实用科学技术,使受教者眼界大开。这些都是东林书院办学的特色,是其它书院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也确立了东林书院明中后期教育学术中心的地位。

2、 东林学派是思想解放,政治革新的先驱

明代中后期,随着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东林学派从关心政治、关心国计民心、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出发,响亮提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口号,表达封建士大夫、文人学子、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对封建专制的不满,这既需要勇气与胆魄,也有着不测与风险。他们从“利国”、“益民”的政治立场出发,大胆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这在其它的书院,以前的书院是不曾有过的。无论是“东林三君”,还是“东林八君”。无论是顾氏兄弟,还是高攀龙、邹元标。无论是杨涟、左光斗,还是李应升、周起元,无一不是救时拯世的热血男儿,关心国事民情的时代精英。一时间,东林书院成为全国政治舆论中心。东林学派被镇压了,但其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是抹杀不了的。到明末清初时,一大批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等启蒙思想家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也随之开始动摇了。

3、 东林党人是爱国者的楷模与榜样

东林党人“立朝居乡,无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教”。它志在人心世事,把讲学读书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抨击宦官专权,反对封建独裁,要求革新政治,任用贤才,减轻民负,发展经济。要求改革科举,兴教育才,振兴吏治,革除积弊,提出了较为民主开化改良革新的主张,其核心是“立志救国”“兼善天下”,具有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达此目的,他们不畏强暴,不惧权奸,不怕杀头坐牢,不避风险压制,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其精神气节,爱国之志将垂范后世,千古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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